——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为了表达对这位世纪伟人的尊敬和怀念，记者日前专程前往北京，就深圳特区的建立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先生。
于光远谈
邓小平与深圳特区
欧阳薇荪
8月10日上午，记者来到北京史家胡同一处安静的院落，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老式房子。敲门,“进来”里面传来一名老人低声却尚清晰的嗓音。开门,一位老人正坐在电脑旁，显得很安静，眼神中显露出那种历尽沧桑的长者的睿智和风采，这就是于光远先生。5年前司马南曾邀我参加过于老的85华诞，为于老祝寿与于老合影的情景还在眼前，但现在看上去老人比５年前显得更苍老了。
这是一位有着渊博学识和丰富革命阅历的老人，一位不愿随声附和有着自己独特见解的大学问家，在改革开放之初，他的一些见解就已先声夺人，但他的一些往事并不为一般人知道。他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深圳特区最初萌芽的历史见证人和支持者。于老以他学者的细致和严谨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今年是邓小平的百岁华诞，为了表达对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怀念和尊敬，我今天专程到北京来访问于老，您与小平同志有比较密切的接触，能接见我，十分感谢。
于老：别那么说。从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起，我到了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是七个负责人之一。在他百岁生日的时候，我不但很想表达对他的怀念，讲一点感想，而且觉得自己有一种社会责任，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告诉大家。
记者：请于老谈一下深圳特区的由来。
于老：那么我就从头谈起吧。先讲讲建立特区前深圳的基本情况。深圳过去叫宝安，它临近香港和新界，它的东部和新界的元朗只隔一个深圳湾，有些地方只隔一条小河，只要修一座桥就和新界相连了。宝安还有一条小街----沙头角，这条小街的南侧属于香港的新界，它的北侧就是我们的地方，两边的居民们经常在街的两侧随意行走。宝安西部的蛇口和香港的本岛遥遥相望，因此在深圳，宝安很容易和香港取得联系，而香港是一个国际自由港，与香港联系也就是和海外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取得了联系，这当然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理想的地区。
深圳或者宝安这个地方非常特别，它沿海，但是地广人稀，这种情况并非古已有之，而是因为我们中国过去政治运动不断，当地居民无法忍受，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尤其如此，大量的居民偷渡到香港，深圳就出现了人口稀少的现象。本来深圳、宝安的地理位置适于对外贸易，但当时变成了适宜于偷渡。而今天的地广人稀，又成了建设深圳的一个有利条件。这种情况邓小平看到了，并成为他认真思考的问题之一。邓小平是第一个注意到深圳应该得到大发展的人。
记者：您是否能谈一谈当时的一些背景情况？
于老：刚才我告诉你，1975年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就在就个期间邓小平又被打倒。1977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也改名国务院研究室。1978年我参加了那次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实行党中央5个常委集体领导的办法。这五个常委就是十一大选举出来的主席华国锋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四个副主席。他们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听一次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六个代表团的汇报，汇报时各常委的发言和插话，各代表团去汇报的人回去就传达。大会对传达没有什么限制，各常委也就利用这个方式去讲想让参会的人知道的话。其中有一次邓小平讲他的“一部分城市可以先富起来的”的主张，举了十来个这样的城市为例，第一个就是深圳，而且说的就是深圳这个地名，而不是宝安。
记者：您知道邓小平同志提出深圳可以先富起来的理由是什么？
于老：深圳可以先富起来的理由就当时来看，就是便于开展对外贸易。所以以后深圳的发展就来源于邓小平的这个思想。
记者：众所周知，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牌子，原来它来自于邓小平的思想，这很多人就可能不知道了。于老能谈一谈深圳特区的来由吗？
于老：这一点我也可以告诉你。1979年3月，广东省成立了深圳市。吴南生同志担任市委书记兼市长。深圳市的成立可以看作是深圳特区的开始。因为从以后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事实确实如此。但是一般地来说，一个城市的成立和特区的设置，在概念上和逻辑上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关于深圳特区的设置，当时和以后都有不少不同的意见，而对深圳市的设立就没有任何争论。
从深圳市的成立到深圳特区的设置的中间，有一个相当长的为期一年多的过程。我手边有一个广东省经济特区大事记（1979-1982年），其中第一件事情是1979年1月31日国务院决定在蛇口举办工业区，由香港招商局集资并组织实施。第二件事情才是3月21日广东宝安县经中央同意改为深圳市。到年底12月16日，深圳市市委书记兼市长吴南生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筹办经济特区的问题，27日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原则通过广东省的经济特区条例。1980年4月23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吴南生担任特区管委会的主任。8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当天公布，正式宣告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市分别划出一定的区域，到此，经济特区的成立就划上一个句号。
记者：“特区”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
于老：特区这个名称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我记得很清楚，小平同志这样说过，“特区这个名称是我提出来的。”前面说过，这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讲他的主张，“一部分城市可以先富起来。”我之所以记得很清楚，除了这个观点本身重要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注意到邓小平的一个哲学观点，他有一个哲学的公式：是“不平衡”到“平衡”，又到“新的不平衡”，再到又一次更新的“平衡”------我认为这是改革的辩证法，而不是保守的形而上学。那次他讲的是“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而在1978年11月，我在他家里按照他给我的三页提纲，起草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稿的时候，亲耳听他讲的则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比“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当然意义更大。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把深圳放在首位，就是要划出一块地方来实行特殊的办法。而这件事情的责任就落在吴南生身上，他在1998年和记者谈话时讲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其中包括“发愁这块地方叫什么名称好呢？”他想可以叫“出口加工区，”但这就和台湾一样，那就糟糕了,也可以叫“自由贸易区”,但那又“好像资本主义摆在脸上了”。.吴南生为这件事请教叶剑英，叶剑英要广东省赶快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听说要划出的地方的名称老是定不下来，他就说那就叫它特区吧，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邓小平这句话使吴南生觉得事情就好办了。
记者：在我的印象中，有关特区的事当年是有一些风雨的，并且有过一些议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容易，确实要有巨大的勇气，不知这事后来是怎样过来的？
于老：是的，当时舆论上反对建特区的也有不少。不过邓小平后来没有说叫什么特区，吴南生在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在邓小平起了特区这个名称后，北京传来另外一种声音说，“陕甘宁边区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他不懂。”说这句话的人是站在反对设置特区的立场上的，但这从反面启发了吴南生，觉得这个人说的话有道理，陕甘宁边区确实是政治特区，但是我们不妨把我们要建设的地方就叫经济特区吧。用经济特区好像是一块大石头，名字一提出来，反对的人声音好像少了不少。
当然事情并没有完。1982年的1月，冷空气大量南下了，北京有一个单位制定了白头文件，题目是“上海租界的由来”，说的是清朝末年由于上海道台的腐败，帝国主义在上海设立了租界，我们因此丧失了主权。这是攻击搞深圳特区的人的语言，意思是说搞特区不是搞社会主义，有一段时间这样的舆论铺天盖地而来。另外，又发生了一个以计划经济为主的问题。1982年4月22日到5月5日，在北京有一次专门为广东深圳而召开的会议，主持人最后讲话说，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方针必须进一步统一认识，我认为深圳搞那么大的规划是不现实性的，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深圳特区面积327平方公里，比全世界特区的总面积还要大，这么大的一块特区面积，全都搞起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吴南生说他手边有这个人讲话的原件，他是按照这位同志的原件念的，原件中还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有的人想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一块出去自己搞，我认为搞计划经济是客观需要，不是哪一个领导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你想的是不可能的。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美国、法国认为要搞计划经济，南斯拉夫搞得太自由化了。事实说明不搞计划经济是不行的。计委的主要任务是搞好综合平衡，按客观规律办事，计委工作要有全面的观点，不要怕困难，不要怕得罪人。
记者：在深圳特区的建设和繁荣背后原来还有这样的曲折，但当年去过深圳的人看到过一座新兴的现代化的城市，对“深圳速度 ”留下的印象也是深刻的。在三年时间里，深圳经济特区完成了道路、供水、供电、煤气、电信、排水、平整土地以及其他服务设施的基础建设，开辟了通往湛江、武汉、上海、大连、连云港等南北运输线，并开始筹建火车站和飞机场，建成旅游景点以及中、小学，科学馆电视台大学体育中心和新闻中心，这样的速度是令人振奋的。
于老：实际上特区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是未曾预料的。一座现代化城市拔地而起，深圳市的人口增加了许多，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并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深圳经济高速发展扩大到不属于特区的宝安和龙港，而且进一步扩大到珠江三角洲。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奇迹。特区的发展，使原先对设置经济特区有怀疑的人就不再怀疑了。
1981年我去香港，香港布政司夏鼎基听说我要去，就通过外交部提出，希望我到港后去总督府见他，见面后我向他介绍了我们在深圳等地实行经济特区的措施，夏鼎基笑着对我说，这也好，集中在一起取消也容易。可是我们建设深圳的成就这么大，没有多久，香港总督尤德爵士一行于1982年8月到深圳特区访问，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那时已不是夏鼎基与我谈话的那种心态了。
1983年底，小平同志说，特区究竟办得怎么样？我要亲自去看看。于是在1984年春天，小平同志到了深圳珠海，看到经济特区确实是办起来了，确实是闯出一条路子来了，老人很高兴，为深圳珠海题了字。回到北京后，他在和中央负责同志谈到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的问题时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开放的窗口。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们的对外影响。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把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就在此后，小平同志向中央提议召开全国沿海地区14个开放城市会议，中国的改革开放由此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984年4月，中央在北京中南海召开全国沿海开放城市会议，在会议最后一天，谷牧同志说，南生，你该发言了。吴南生说，我就不说了吧，谷牧同志和特区来的几位同志都一定要吴南生说，于是吴南生就在会上发了言。他回忆1979年4月小平同志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一时心潮澎湃，抑止不住大声说, “这,就是中国特区的由来!”
于光远 (1915—)
经济学家,中科院院士,教授,上海人。于1934年由上海大同大学转入清华大学，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中央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常委，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顾问，北京民族大学名誉校长，中顾委委员，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