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与杭州文化产业的发展

——浅谈杭州“茶都”文化产业的发展两维 

张  彦（浙江大学） 

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文化产业将成为21世纪喷薄而出的“朝阳产业”，中国新兴的“第五产业”，未来经济的主要增长点。而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杭州的茶叶经济历史悠久，所以，茶经济与茶文化的有效结合，将对杭州打造“茶都”品牌城市，提升杭州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化产业”是一个新兴行业，此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本亚明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技术复制的时代》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80年代传入我国。

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越来越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的生产和交换，因此，我们在认识文化产业时，不仅要把文化产品经过工业化生产（即系列化、标准化、生产过程分工精细化、消费大众化）转化成为“经济产品”，而且要把非文化产品经过文化包装转化成为具有高文化附加值的“文化产品”。所以，文化产业既是一门独立性产业，又是一门众多产业多元组合的整合性产业。概括起来说，文化产业就是用现代生产方式有偿地进行精神生产、文化制作、科技开发、智力服务、信息传播等的行业系统总称。而茶经济与茶文化的结合，正是杭城“茶都”文化产业发展的立足点和关键。杭州发展“茶都”文化产业有其重要两维，一维在于杭州茶叶经济的蓬勃发展；一维为于杭州丰富久远的茶文化。

1 杭州“茶都”文化产业的经济发展之维

茶源出我国。据史料记载，茶，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兴于唐而盛于宋。《茶经》曰：“茶之为饮，闻之于周鲁公。”说明茶的历史是相当悠久的。茶最初为药用，继而食用，《神农本草经》曰：“神氏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解之。”又据《晏子春秋》所记：“晏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食，炙三戈五卵茗菜耳。”至西汉，茶始作饮料，开始为宫廷贵族士大夫专有享用品。《吴志·韦曜传》曾记载吴王孙皓喜欢饮酒，对韦曜“密赐茶以代酒”。《广陵耆老传》载：“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这时，茶已成为普通饮料了。

到了唐朝，茶不仅不再是宫廷贵族士大夫阶层专有享受品，而且已成为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在唐进士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也反映了唐代的饮茶盛况：“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可见，茶作为一种经济产品，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品已经由来已久。

作为商品，必须有其产地和市场，在这些条件上，杭州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国最早的茶叶区域市场存在于公元前一世纪的四川。《僮约》记载的“武阳买茶”表明，川西茶叶生产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以武阳为中心的产区初级市场。现据唐代杨华《膳夫经手录》提供的材料编制唐代宣宗时我国茶叶产销流向简表看，当时最著名的为“浮梁茶”，主要销往关西、山东、江州一带，并且产量“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而“浮梁”即为现在的江西景德镇一带，就大范围地区来讲，也包括现在的浙江，所以陶德臣在《中国古代茶叶国内市场的发展》一文中提到“浮梁本为著名茶产地，加上周围皖南、浙西等地的茶都汇集于此，遂成为东南最大茶叶集散地。” 此点也可从刘津《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中的“大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于时辖此一方，隶彼四邑，乃升婺源为郡置，兵刑课税，属而理之”得到证明。

而到了宋代，浙江一带的茶叶生产、饮茶风俗又较前朝有所发展，产区初级市场也更见发达。宋代起集散作用的产区小集市星罗棋布，如浙江山阴县名胜兰亭，在城南25里，这里山间产茶，由此“兰亭之北是茶市”。（陆游《剑南诗稿》第42卷）镜湖周围的不少地方，“村墟卖茶已成市”。（陆游《剑南诗稿》第12卷）陆游在《秋兴》、《幽居》中分别有“邻父筑场收早稼，溪姑负笼卖秋茶”，“园丁刈霜稻，村女卖秋茶”等市墟卖茶的描写。

而杭州不仅茶叶交易旺盛，而且因为其有闻名天下的“龙井”而更具市场竞争力。“西湖龙井”因产于杭州市西湖龙井村及其附近而得名。其中尤其以狮子峰所产为最佳 ，被誉为“龙井之巅”，每年清明节前采摘的芽称“明前茶”，也称为“莲心”，极为名贵。龙井茶具有干茶扁挺直，大小长短匀齐，色泽绿中透黄，茶香清高鲜爽，宛如茉莉清香，味甘而隽永，泡在玻璃杯中，清汤碧液，可见茶芽直立的特点，世人誉为“色 绿、香郁、味甘、形美”四绝。以虎跑泉水冲泡，号称杭州“双绝”。

所以说，茶叶是中国历史上较早出现的用来“交易”的商品，而坐落江南的杭州茶叶经济的发展、茶叶市场的扩展具有新时期发展的“历史积淀性”，由此构成了杭州“茶都”文化产业建设的经济基础之维。

2 杭州“茶都”文化产业的文化发展之维

我国是茶的故乡，同时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饮料，茶与文化一直结有不解之缘。我们的祖先在发明茶的栽培和各种茶制法的过程中，还创造出茶的极其讲究的品饮艺术和极其丰富的茶文化，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具有十分深广的内涵。概括地说，它融诗词、绘画、书法、歌舞、戏曲、游戏、工艺为一体，集哲学、经济、历史、宗教、民俗、礼仪、医学、园艺、食品、陶瓷于一堂，集中完美地体现了悠久灿烂的东方文化。 

杭州的茶文化更是丰富而悠久，值得发展茶文化产业的今天潜心挖掘、细心琢磨、精心打造。

首先，杭州的茶文学底蕴深厚，内容丰富，诗歌、对联，绘画比比皆是，并多处留下了“皇家足迹。”曾有这样一幅对联，诠释杭州的龙井茶、虎跑水：“龙井茶香飘宇高，虎跑水溢满寰瀛。”苏轼的《次韵曹辅壑源试焙新茶》诗中“从来佳茗似佳人”和他另一首诗《饮湖上初晴后雨》中“欲把西湖比西子”两句构成了一副极妙的对联。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清代爱新觉罗·弘历，即乾隆皇帝，他六下江南，曾五次为杭州西湖龙井茶作诗，其中最为后人传诵的是《观采茶作歌》诗：

火前嫩，火后老，惟有骑火品最好。

西湖龙井旧擅名，适来试一观其道。

村男接踵下层椒，倾筐雀舌还鹰爪。

地炉文火续续添，干釜柔风旋旋炒。

慢炒细焙有次第，辛苦工夫殊不少。

王肃酪奴惜不知，陆羽茶经太精讨。

我虽贡茗未求佳，防微犹恐开奇巧。

其次，杭州发展茶文化的地理位置佳，水道密布，茶馆众多，各具特色。清朝沈朝初曾诗云：“苏州好，茶社最清幽。阳羡时壶烹绿雪，松江眉饼灸油，花草满街头。”不仅写出了茶馆的特色，还写出了江南生活的那份舒适与恬淡。杭州也一样，而且杭州的茶馆较之苏州，更有西子湖畔的惬意与风雅。茶馆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和社会文化现象，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和文化性。吴越之人之所以接近那些荡漾着浓郁乡情的茶馆，是因为这种环境和空间中渗透着江南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及特征，给人以感情的庇护与慰藉，因而对吴越人来说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茶馆作为江南水乡中最常见，分布最广的公共聚集活动的空间，有着独特的形式和多重意义。”它是江南“茶文化”之体现，也与吴越人们的生活方式密切关联。茶馆，对每一个居民都有意义，尽管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对它有不同程度的情感，但它仍不失为有凝聚力的中心。茶馆，具有一定的物质功能和经济效益，而它的意义却更在于精神功能和文化功能，给人以亲近感、归属感、群居感。

最后，杭州的宗教文化也对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影响颇大。《封氏闻见记》载：“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大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这段文字说明，在唐代，饮茶习俗的兴起与佛教传播关系甚为密切。饮茶藉信佛而盛行。

禅宗佛教提倡坐禅，坐禅夜不能睡，且只允许早、中两餐进食，以便身心轻安、静坐敛心、专注一境、最终“顿悟成佛”。而坐禅时间长达三个月之久，空腹长时间静坐，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教义戒规，又能清心提神、补充过午不食的营养。茶性宁静清雅、质朴致和、淡泊去欲，“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茶经》），僧人从饮茶实践中发现，饮茶即可提神醒脑、消除疲乏、修身养性，又能补充水分，获得丰富的营养，因而茶深得僧人喜爱，与佛结下不解之缘，成为适应佛教生活一日不可缺少的必需品，饮茶逐渐成为寺院生活的重要内容，饮茶之风传遍各大小寺庙。为满足禅宗佛教用茶的需要，各大小寺院大力种茶制茶、研茶，现流传下来的多数名茶、皆产自仙居名山的寺庙。如；“庐山招贤寺的庐山云雾、蒙山智炬寺的蒙顶云雾、当阳玉泉山玉泉寺的仙人掌茶、黄山松谷庵、云谷寺的黄山毛峰、杭州龙井寺的龙井等等举不胜举”，杭州著名的佛教寺庙“灵隐寺”等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极大的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与饮茶风俗的扩展。

3 经济文化两维之合力——杭州“茶都”文化产业的打造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产业正日益改变着传统的产业结构而影响众多国家的产业变革与经济发展。目前，国际学界公认为文化产业是最有前途的“朝阳产业”。其中，茶经济和茶文化的集合产生的“茶文化产业”重大而深远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正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杭州作为经济都会和文化名城，其茶文化产业带来的“城市建设的聚集效应”首先体现。城市是一个以开放为其首要特征的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城市的形态发展取决于其地缘上的人口与物质聚集、业缘上的技术与各生产要素聚集。人类的工业化导致城市化，还使城市从政治中心成为商业中心，成为经济中心与超级综合的社会系统，使城市产业的空间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空前壮大。“茶文化”与“茶经济”的结合使得杭城茶文化产业发展原初形成的盲目自发的聚集力变得有序和可调节，使得杭州建设“茶都”的聚集力的强度、方向和效果变得更为积极可观，而且有利于保持杭州中心城市的活力与导向功能，有利于发挥“茶都”中心文化辐射的功能。

同时，杭州茶都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具有国际竞争的“王牌效应”。这可由以下两方面来体现，一是杭州茶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丰富的历史资源，具有“空间上的逻辑叠加”的强大优势。千年不间断发展的文明史，极其丰富的文化遗迹和极具特色的文化风俗，这些丰富的文化历史积淀将成为珍贵的茶文化资源，越来越具有经济价值，并且日益成为茶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源宝库和历史后盾；二是杭州茶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强大的现实后发力，这主要指茶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非常大，具备“时间上的加速度”的优势，而且中国已近13亿人口，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个体文化产品消费市场，而且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将在开放改革中加快发展，这使得茶文化产业的海外市场将史无前例的扩大。

总之，杭州“茶都”的建构与打造，茶文化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具有经济发展之维和文化发展之维，而这两维的产生和合力效应又具有其自己的社会条件和基础。正是这些条件和基础催生了茶人兴茶、政府重茶、文人写茶、佛教崇茶、商人贩茶、举城饮茶的社会现象，并且必将最终大力推动杭州“茶都”城市品牌的建设和茶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