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企业集群发展中的非正式制度因素研究 倪沪平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企业集群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促进浙江企业集群形成的诸多因素中，非正式制度是具有鲜明“浙江模式”特点的重要动因。 非正式制度，是相对于成文的正式制度而言，具有不成文、本地化的特征。一般而言，非正式制度，是社会主体在长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通过相互作用逐步形成的潜规则。包括形成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具体表现方式和作用、制度发展的保障条件等。 一、浙江非正式制度形成的历史和社会基础 浙江企业集群是在农村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很强的根植性。因此，促进浙江企业集群产生和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具有坚固的历史基础和社会基础。前者是集群产生的先决条件，后者是制度类型的主要土壤。 ⒈历史轨迹
浙江企业集群中非正式制度产生的历史条件，可以归结为具有浙江特色的“制度记忆”。浙江人特有的制度记忆，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逐渐烙刻在思想深处的，影响着浙江人的行事方式。其形成决定于两个基本因素：一是传统文化的遗传；二是计划时代的叛逆。
⑴传统文化的遗传。浙江古代称为越国，很早就出现了商业活动。在农业社会中，特别是南宋时期，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至元代，商品经济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与中原地区相比，还是比较繁荣；明、清两代更是被中央政府看作国家的钱粮之库，商业发达更见一斑；从18世纪以后，浙江在不同程度上反复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具有早期资本主义性质的家庭作坊企业已经具有相当规模；民国时期，浙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更是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正是在这种商业活动的背景下，浙江的商业文化得以发展。宋明时期，程朱理学盛行，浙江却出现了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叶适曾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功利与仁义并存”的观念。薛季宣也主张“求经学之正，讲明时务本来利害”、“无有空言，无戾于行”。可见,浙东地区自古就有讲求实效，注重功利的传统。功利主义价值观念经过传播，在民间被广泛接受，从而在浙东地区形成了浓厚的注重工商的氛围。植根于商业活动的意识形态，使得浙江人形成了讲究实际、务实的行事哲学。
同时，浙江地处沿海，饱受台风、倭寇等天灾人祸的侵袭。因此，其居民一直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增加了通过冒险来获得高额利润的冲动，“爱拼才会赢”正是浙江人的真实写照。正是这种历史的沉淀，才在历代浙江人的记忆中留下了很深的商业烙印。
⑵计划时代的叛逆。计划经济时期，浙江由于战略位置等原因，国家没有将其作为大规模的工业化基地。即使在严格的意识形态至上的年代，浙江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商品经济的尝试。
所以，当1978年商品经济的政治禁锢一旦松动，因长期躲避政治活动而炼就了很强政治应变能力的浙江农民，就敏锐的察觉到了政治气候和政策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当他们意识到从事非农产业的预期政治风险值已经大大下降的时候，便义无返顾的率先投身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而此时，在中国其他地区，许多人都还捧着公有制经济的铁饭碗睡觉，或者是由于顾虑下海风险带来的机会成本而在徘徊。 这种由于早期经商的制度记忆为浙江的农村企业发展起到广开民智之功，而浙江也正是紧紧抓住了这种观念上的优势占领了发展的先机。因此，制度记忆是浙江企业集群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其是最早的内生制度形态。而浙江企业集群发展所依赖的内生制度正是由于这种制度记忆的存在而得以自我进化。 ⒉社会基础 企业集群是一种群落化生存状态。群落化生存，是浙江人生存方式的主要特点。这种生存方式必然决定了复杂的社会关系。考察浙江企业集群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是由三种基本社会关系构成的。 ⑴亲缘关系
在浙江，尤其是温州、台州地区，亲缘关系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例如赡养父母、照顾孩子、帮助亲戚等，在亲戚中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亲属关系网络。这个亲属关系网络，在市场经济还没有建立的前提下，对集群网络内的权限结构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⑵地缘关系
考察浙江的地缘关系，主要有两大特征：
一是亲缘与地缘的重叠，很多关系是建立在同一个村、又往往是同一宗族中。
二是社区道德的潜在约束，如果欺骗同乡，意味着回去以后在自己的社区中被贴上了标签，将受到歧视；后者又往往折射到出门在外的同乡圈子之内，不合作意味着被整个乡亲团体的抛弃。
这种地缘的联系，来源于农业经济社会时期村落社区道德在经济领域的嵌入，形成对经济活动中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效制约机制。是一种比较稳固的社会联系。 ⑶业缘关系
业缘关系，就是业务关系，包括组织内部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关系，企业之间反复交易中的承诺和信任关系，也包括企业和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
考察浙江的业缘关系，主要具有两大特征：
一是从发展起点看，许多业缘关系是从亲缘和地缘关系发展起来的，开始的时候建立业务往来需要亲戚、朋友和老乡来担保。
二是从发展层次看，业缘关系是比较高的社会关系，是在市场发展比较规范的时候才出现的，在规范的市场机制下，这种关系的作用比前两者关系要大，而前两者关系将通过业缘关系发挥作用。 二、浙江非正式制度的主要形态和经济作用
在亲缘、地缘和业缘三种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企业集群内部形成了家族制度、乡会制度和行会制度三种非正式制度形态。这三种制度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领域发挥着不同的经济作用。 ⒈非正式制度的主要形态及作用
企业集群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制度需求。家族制度、乡会制度和行会制度，根据其制度能量的大小，对浙江企业集群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作用。 ⑴家族制度
家族制度是浙江企业集群起步阶段的主要非正式制度形式。在1980年左右，浙江的市场经济还只是停留在小规模的集市的水平，交易方式也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易规模非常小。根本不存在商业信用的问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常有的事情。再从分工程度来看，分工刚刚起步，大部分农村企业主要是家庭作坊，规模小，资金少。这就决定了任何生产任务靠一家是完不成的，需要几家共同参与。
而在那个时候，农村中最基本的关系是亲缘关系结成的家族网络。虽然，这种家族形式，在表面上已经被“文化大革命”破坏掉了，但是形式下面的网络关系却依然存在。于是，村里的领袖人物将会把从外面接来的生产任务，按照家族关系的亲疏程度进行分配。此时，家族网络就成为了集群网络的内在脉络。
这一时期的企业集群，成员企业规模小，企业之间分工不明确，各家作坊所生产的往往是相同的产品。集群的信息结构和权限结构也是按照家族脉络建立的。其中，信息主要集中在最有权威的家族领袖处，然后通过亲戚朋友传播；而权限关系，也就是依照其在家族中的威望建立的。这种威望的建立，开始主要依靠人伦关系，后期则是通过经济关系的依赖性得到加强。
家族制度的作用，不仅体现在通过家族的权威来协调网络化生产管理；而且体现在为内部企业之间的联盟关系提供非经济的担保。一旦出现背叛行为，背叛企业将受到来自家族文化的强大压力，例如不准参与包括祭祀之类的家族活动，遭到整个家族的集体性抛弃。这一点，对于家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人来说，是具有毁灭性作用的。 ⑵乡会制度
乡会制度是浙江企业集群在发育阶段的主要非正式制度形式。企业集群在发育阶段的重要条件就是完善专业市场。因为，内部专业市场的完善是集群内部企业成员分工深化的基本要件；外部专业市场的完善是整体企业集群竞争力提高的关键；所以，这在浙江企业集群的发育阶段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整个80年代，浙江的专业市场网络快速发展。其原因就是集群网络深化中，在网络之间分工促进的新增交易效率刺激所致。专业市场包括两种：一种是地区内部的市场；另一种是区域外部的市场。乡会制度，是建立的地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当网络化的地缘关系被公认和确定下来，就成为了乡会制度。这种制度主要体现在浙江集群发展的发育阶段，是当家族制度的制度贡献下降的时候，作为新的替代制度产生的；其与家族制度之间既有替代关系、又有互补关系。
80年代，浙江乡会制度，对专业市场发展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保护”和“凝聚”两种功能。
“保护”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既有市场的排他性行为。当一个地区围绕某种产品，形成了一定的专业市场规模、且对地方经济改善的贡献明显之时，以村、乡、甚至是县为特征的地域性关系就形成，这种关系主要是在原来家族制度基础上，由几个家族网络联合起来抵制外来竞争，保护既得市场优势所形成的。在这个过程，浙江一些基层组织起到了核心作用，通过政治权力，建立了一个区域经济网络。但是，必须清楚认识到，这些基层组织实际起到的是在市场经济自由条件下乡会制度的作用。或者，这也可以理解为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历史贡献积极意义的。
乡会制度的另一作用，体现在其“凝聚”功能上。通过乡会，凝聚原本弱小的单个行为主体，使其变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家族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特别是在发展区域外销售网络的时候更是如此。此时，乡会制度就成为了新的制度需求。
80年代北京“浙江村”的建立，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开始，浙江人往往是以家族的形态在北京的市场夹缝中生存，但是遭到了残酷封杀；90年代初的北京主流社会对浙江商人具有很强的排外意识，甚至出现不准浙商租用大商场柜台的事件。随着浙商规模的增加，形成了稳定的非正式乡会制度，其在开始时候是隐蔽的。浙江商贩的生存能力因此得到了提高。当地政府也从封杀政策转向了适当开放部分小商品市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浙商对在北京开拓的商业空间又感到不够了，于是更高层次的“乡会制度”发挥作用了。温州政府出面协调，代表以温州人为主的浙江商人与北京丰台区政府协商，租下了丰台等地的小商品市场，而后又陆续包下了数个大规模市场的摊位。
浙江村，作为成功的乡会制度，为浙江企业集群的区域外部专业市场作出了重大贡献，保证了集群内部企业能够拥有一个巨大的外部销售市场；进而促进了企业集群向更高的专业化程度演进。 ⑶行会制度
行会制度是浙江企业集群在成熟阶段的主要非正式制度形式。行会制度是建立在业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当企业集群网络内的市场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内部企业之间长时间的频繁交易和合作，将导致了建立联盟联系的本能冲动。这种冲动积蓄到一定的程度，将导致行会制度的内生性出现。
浙江的行会制度，主要出现在90年代中期。90年代，浙江的企业集群已经进入发展完善阶段，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在长期的竞争合作中，通过反复博弈机制被确定了下来。整个浙江明显呈现了按行业划分的经济区块，并且每种行业都具有相当的市场份额和国际竞争力。保护本地区行业的竞争优势和利益成为了刺激行会制度产生的刺激因素。
早期，浙江的行会制度是以非正式形式存在的。行会的领袖往往是在企业集群中的龙头企业或核心企业，这些企业经常通过一些正式和非正式场合进行聚会与协商。内容一般包括：巩固和开拓稳定的交易关系、协调内部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建立攻守联盟关系保护集群整体利益、以及合作开发新项目等。
后期，地方政府出面引导，建立合法的行业协会，通过行会组织来规范游戏规则、贯彻宏观经济政策、建立良好的市场信息机制等。其归口于政府相应职能部门管理。
浙江行会更重要的作用是以金融为纽带、建立地下钱庄，为内部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浙江民间游资近万亿，其能量不可低估。正是由于地下钱庄的作用，才使得浙江大量小企业能够逃过90年代中期“银根紧缩”和“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两次劫难；大量民间资本及时为广大企业注入了血液，避免了由于资金链断裂导致的破产。而同期国内其他区域经济，由于缺少资金融通而发展缓慢。浙江在这一轮竞争中，再次取得优势。其中，独特的非正式行会制度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现在，浙江地方政府正在逐渐将地下钱庄合法化，在完善农村信用合作社系统的基础上，引导成立民营的投资公司，按照国家金融制度对其进行市场化规范管理。可以认为，浙江通过行会制度形成的内源性融资机制，为浙江经济赢得了区域竞争优势；同时，通过金融纽带巩固了浙江企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三、地方政府合理定位是非正式制度作用的激励条件 如上所述，三种非正式制度对浙江企业集群发展具有激励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具有前提条件的。这种前提条件就是地方政府的合理定位。合理的政府定位，保证了非正式制度能量的发挥；不合理的政府定位，将阻碍非正式制度的发育极其作用的发挥。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1978年以后，浙江的地方政府的定位一共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到1992年，基本是“无为而治”；第二阶段，1992年到现在，主要是“积极参与”。 ⒈“无为而治”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无为而治”是这一时期浙江地方政府的主要行为特征。当时的浙江经济环境具有18世纪欧洲自由经济的明显特征。
在经历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后，浙江地方政府不具备调节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能力，而且还受到垂直行政系统强烈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干扰。因此，这种定位是在经济改革利益和落后的体制改革的两难冲突、并且难以做出平衡时候，不得已的明智之举。 所以，政府的不作为，给夹缝中的农村企业提供了制度创新空间。 ⒉“积极参与”阶段。从1992年到现在，浙江地方政府对企业集群化发展表现出强烈的积极参与特征。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之后，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打破了最后的枷锁，地方政府不再为意识形态束缚，可以大刀阔斧的进行市场经济建设了。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建立；政府职能开始转变，政府逐渐成为市场管理者。 这个时期，政府的行为主要体现在“拉一把”上。首先，浙江许多地方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块状经济、培育特色经济，促进了集群网络化过程；其次，改变政府职能，将原来的市场参与者转型为市场的管理者，成为企业集群的中间层，规范了企业集群环境；再次，通过金融、税收等手段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集群发展的间接调控途径，强化了政府对企业集群的管理能力；最后，逐步建立了信用机制，规避集群中企业之间的机会主义风险，避免了集群发展中的信用危机。 从1978年以后的浙江农村经济背景，再现了欧洲17世纪到19世纪自由经济下工业发展中富有朝气的历史。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的浙江经济中有很深的古典主义痕迹。在这样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企业集群必然具有很强的内生性特征。功利主义色彩浓厚的制度记忆、形成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并与之兼容的非正式制度供给、以及政府的正确功能定位，不仅确保了浙江企业集群在发展过程中交易效率的不断增进，有效的解决了专业化分工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选择；而且为企业集群未来的发展营造了和谐稳定的成长环境。■
|